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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曾说:“没有了恶,善良、理想、崇高都失去了意义;没有了恶,就没有了地狱,救赎也就失去了意义。”王尔德在小说《画像》中也似非而是地指出这种困惑:“天堂和地狱都在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贝泽尔!”,“灵魂是一种可怕的现实存在。它可以买卖,可以交换也可以被腐蚀,也可以改邪归正。”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追寻到作者对灵魂与肉体的和谐关系进行探索的印迹。道连在遭遇诱惑时“除了感官,什么也不能治疗灵魂的创痛,同样,感官的饥渴也只有灵魂解除得了。”在追求享乐的同时——“偶尔也会想到自己灵魂的堕落,而且那种懊恼之情因其纯粹出于自私而特别强烈……”,“虽然这仅仅是幻象,但良知竟会产生如此恐怖的怪影。”也因此他把画像藏在阁楼里不敢公开置放在客厅;每次感官享受的巅峰过后,更多的时候,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画像而颤栗。他曾多次下决心放弃亨利勋爵所灌输的享乐思想,却总是以失败告终。(一)宏观层次:两难博弈与灵肉分离
“浮士德难题”是在追寻人生的价值时无法逃避的“灵”与“肉”,欲求和道德,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两难困境。在《浮士德》中,“艺术家要表现的……是人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二重性……美与丑、犯罪与自审等等这个根本的矛盾,究竟是如何推动人性向前发展的。”这种二重性,是最原始的人性结构,是歌德对生命本原的探究。歌德的辨证视角揭示了人类正是在二元博弈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进步的道理。
第一层是天帝与魔鬼。天帝代表“至善”,魔鬼代表“至恶”;善恶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承。二者的矛盾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冲突。这是天上的“浮士德难题”。
第二层是浮士德和魔鬼梅非斯特。浮士德在梅非斯特的引诱下历经肯定与否定、前进与停滞相互作用的漫长旅程。梅非斯特的作恶,激励和促进着浮士德的向善,浮士德的向善又反衬出梅非斯特的作恶。这是人间的“浮士德难题”,是形而下的善恶冲突。
第三层是浮士德自身的矛盾。他本身就是一个善与恶、灵与肉的矛盾统一体。浮士德曾说:“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的心胸……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世,另一个猛烈地要离去凡尘,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升。”一方面执着尘世,沉溺于“小我”;另一方面又不满现实,要从庸俗中解脱而积极行动。当然,其性格的主导方面是不断追求更高的理想,飞升至善:“我的精神抓住至高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上,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最后我也和全人类一起消亡。”
18世纪末欧洲的天空上笼罩着浓郁的精神危机的阴霾,资本主义异化世界刚刚安顿,因此歌德对生命本质的自我意识也就表现为二元分裂的剧烈搏斗中。这三层的善恶冲突相互作用,使浮士德“追求善”的内涵更加厚重,也更突显了人的灵魂漫游于现实矛盾中的人性主题。
需要指出的是,正统派神学认为上帝是绝对的,是绝对的善,魔鬼是有限的,是有限的恶;而歌德接受了欧洲神学的另一种观点:上帝(善)是绝对的,魔鬼(恶)也是绝对的。歌德的神学二元观使得善恶的二元分离沦落为一种宿命论:既然都是绝对的,那么上帝(善)就没有能力降服魔鬼(恶),而处于中间的“人”,似乎只能不断追求,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无法跨越善恶之间的内在鸿沟,从而在整体上构建了上帝、魔鬼、浮士德三重互动关系。一个是主体,另外两个是主体的二重本质。“人”是矛盾的载体和战场,探求着自我超越和战胜后的性灵平静。
道连面临的“难题”与“浮士德难题”有异有同:不同的是道连没有浮士德的前两层善恶冲突;相同的是他们都有自身的矛盾。王尔德小说建构在弗洛伊德三重结构框架之上,主人公面临着更深层的人性化“浮士德难题”——人格分裂。
弗洛伊德说:“心理小说的特殊性质无疑应归因于现代作家的这种倾向:他们总喜欢根据自我观察,把自我分裂成我许多个部分自我,结果在好几个主人公身上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冲突具体地体现出来了。”王尔德曾毫不隐讳地自况:“贝泽尔?霍尔渥德是我心中的我,亨利勋爵是世人眼中的我,道连是我想要——也许在别的时代——成为的我。”贝泽尔、亨利、道连就是个体人格分裂之后的三重人格的象征。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界定,贝泽尔是“超我”,亨利是“本我”,生活中的道连和画像中的道连则是“自我”: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灵魂。小说要突出的是,分裂的人格,在诱惑下使道连在面临“浮士德难题”变奏时抛弃灵魂,扼死“超我”,摈弃“浮士德精神”,最终导致自灭。
小说中,道连起初的生命意识如同白纸那样未着一笔,他的两个朋友贝泽尔、亨利都渴望影响并占有道连。贝泽尔是惧怕亨利会对道连施予坏的影响——这是超我对本我的抑制。亨利迫切地要结识道连,并以热情感染了道连——这是本我对自我的影响,道连的自我意识全面苏醒了,他许下一个疯狂的愿,类同于浮士德的灵魂交易,不同之处在于道连在交易中出卖了灵魂,让画像承担他年华流逝的痕迹与灵魂所历的沧桑,道连便开始了灵肉分离的生活。在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中,他实现着自我,满足着自我,同样也毁灭着自我。而浮士德只是心存失去灵魂的担忧,实则灵肉俱合地起追求自我,二者总体上是由割裂趋向和谐的动态平衡态势,并统一于浮士德不息的生命活动中。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浮士德把个体生命力的张扬同人生价值的探索联系起来,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结合为一体。然而王尔德则于古老的母题“浮士德难题”之外辟出新径,为我们谱画了一片透视人类灵肉分离悲剧的大好风景!
(二)微观层次:本我悖论与中性价值
道连面临的人格分裂难题更难之处在于本我本身便是一个悖论。小说中,本我(亨利)始终在宣扬本能的趋乐避苦的利己主义,言论之外的生活却毫无出格之处。这个矛盾的本我潜伏于人的深层心理,被 莎士比亚曾说:“没有了恶,善良、理想、崇高都失去了意义;没有了恶,就没有了地狱,救赎也就失去了意义。”王尔德在小说《画像》中也似非而是地指出这种困惑:“天堂和地狱都在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贝泽尔!”,“灵魂是一种可怕的现实存在。它可以买卖,可以交换也可以被腐蚀,也可以改邪归正。”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追寻到作者对灵魂与肉体的和谐关系进行探索的印迹。道连在遭遇诱惑时“除了感官,什么也不能治疗灵魂的创痛,同样,感官的饥渴也只有灵魂解除得了。”在追求享乐的同时——“偶尔也会想到自己灵魂的堕落,而且那种懊恼之情因其纯粹出于自私而特别强烈……”,“虽然这仅仅是幻象,但良知竟会产生如此恐怖的怪影。”也因此他把画像藏在阁楼里不敢公开置放在客厅;每次感官享受的巅峰过后,更多的时候,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画像而颤栗。他曾多次下决心放弃亨利勋爵所灌输的享乐思想,却总是以失败告终。
王尔德在一封反驳别人对《画像》指责的公开信中说:“道连?葛雷过着一种感官享乐的生活,要灭绝天良,同时,也杀了他自己……”这种矛盾焦虑,丝毫不亚于浮士德面对难题时的心境,这也是两部作品蕴含的共同的人性难题。但《画像》中灵魂与肉体的冲突难题在本质上与“浮士德难题”还是有区别的。
(一)宏观层次:两难博弈与灵肉分离
“浮士德难题”是在追寻人生的价值时无法逃避的“灵”与“肉”,欲求和道德,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两难困境。在《浮士德》中,“艺术家要表现的……是人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二重性……美与丑、犯罪与自审等等这个根本的矛盾,究竟是如何推动人性向前发展的。”这种二重性,是最原始的人性结构,是歌德对生命本原的探究。歌德的辨证视角揭示了人类正是在二元博弈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进步的道理。
诗剧中,“浮士德难题”是用三重善恶冲突来诠释的。
第一层是天帝与魔鬼。天帝代表“至善”,魔鬼代表“至恶”;善恶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承。二者的矛盾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冲突。这是天上的“浮士德难题”。
第二层是浮士德和魔鬼梅非斯特。浮士德在梅非斯特的引诱下历经肯定与否定、前进与停滞相互作用的漫长旅程。梅非斯特的作恶,激励和促进着浮士德的向善,浮士德的向善又反衬出梅非斯特的作恶。这是人间的“浮士德难题”,是形而下的善恶冲突。
第三层是浮士德自身的矛盾。他本身就是一个善与恶、灵与肉的矛盾统一体。浮士德曾说:“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的心胸……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世,另一个猛烈地要离去凡尘,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升。”一方面执着尘世,沉溺于“小我”;另一方面又不满现实,要从庸俗中解脱而积极行动。当然,其性格的主导方面是不断追求更高的理想,飞升至善:“我的精神抓住至高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上,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最后我也和全人类一起消亡。”
18世纪末欧洲的天空上笼罩着浓郁的精神危机的阴霾,资本主义异化世界刚刚安顿,因此歌德对生命本质的自我意识也就表现为二元分裂的剧烈搏斗中。这三层的善恶冲突相互作用,使浮士德“追求善”的内涵更加厚重,也更突显了人的灵魂漫游于现实矛盾中的人性主题。
需要指出的是,正统派神学认为上帝是绝对的,是绝对的善,魔鬼是有限的,是有限的恶;而歌德接受了欧洲神学的另一种观点:上帝(善)是绝对的,魔鬼(恶)也是绝对的。歌德的神学二元观使得善恶的二元分离沦落为一种宿命论:既然都是绝对的,那么上帝(善)就没有能力降服魔鬼(恶),而处于中间的“人”,似乎只能不断追求,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无法跨越善恶之间的内在鸿沟,从而在整体上构建了上帝、魔鬼、浮士德三重互动关系。一个是主体,另外两个是主体的二重本质。“人”是矛盾的载体和战场,探求着自我超越和战胜后的性灵平静。
道连面临的“难题”与“浮士德难题”有异有同:不同的是道连没有浮士德的前两层善恶冲突;相同的是他们都有自身的矛盾。王尔德小说建构在弗洛伊德三重结构框架之上,主人公面临着更深层的人性化“浮士德难题”——人格分裂。
弗洛伊德说:“心理小说的特殊性质无疑应归因于现代作家的这种倾向:他们总喜欢根据自我观察,把自我分裂成我许多个部分自我,结果在好几个主人公身上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冲突具体地体现出来了。”王尔德曾毫不隐讳地自况:“贝泽尔?霍尔渥德是我心中的我,亨利勋爵是世人眼中的我,道连是我想要——也许在别的时代——成为的我。”贝泽尔、亨利、道连就是个体人格分裂之后的三重人格的象征。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界定,贝泽尔是“超我”,亨利是“本我”,生活中的道连和画像中的道连则是“自我”: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灵魂。小说要突出的是,分裂的人格,在诱惑下使道连在面临“浮士德难题”变奏时抛弃灵魂,扼死“超我”,摈弃“浮士德精神”,最终导致自灭。
小说中,道连起初的生命意识如同白纸那样未着一笔,他的两个朋友贝泽尔、亨利都渴望影响并占有道连。贝泽尔是惧怕亨利会对道连施予坏的影响——这是超我对本我的抑制。亨利迫切地要结识道连,并以热情感染了道连——这是本我对自我的影响,道连的自我意识全面苏醒了,他许下一个疯狂的愿,类同于浮士德的灵魂交易,不同之处在于道连在交易中出卖了灵魂,让画像承担他年华流逝的痕迹与灵魂所历的沧桑,道连便开始了灵肉分离的生活。在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中,他实现着自我,满足着自我,同样也毁灭着自我。而浮士德只是心存失去灵魂的担忧,实则灵肉俱合地起追求自我,二者总体上是由割裂趋向和谐的动态平衡态势,并统一于浮士德不息的生命活动中。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浮士德把个体生命力的张扬同人生价值的探索联系起来,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结合为一体。然而王尔德则于古老的母题“浮士德难题”之外辟出新径,为我们谱画了一片透视人类灵肉分离悲剧的大好风景!
(二)微观层次:本我悖论与中性价值
道连面临的人格分裂难题更难之处在于本我本身便是一个悖论。小说中,本我(亨利)始终在宣扬本能的趋乐避苦的利己主义,言论之外的生活却毫无出格之处。这个矛盾的本我潜伏于人的深层心理,被压抑在意识阈下,以自我为媒介与外界发生交涉。
“道连难题”的根源在于:其一,本我(亨利)从深层支配着自我(道连)的心理和行动,而自我则满足着本我的“道德意淫”。其二,超我的脆弱无法与强大的本我抗衡。道连抛弃西比尔,自我和超我发生激烈冲突,超我拷问和审判自我,以期拯救自我洗去不义。然而道德拯救的召唤却勾起了丧失灵魂的自我强烈反抗与仇恨——道连(自我)杀死了贝泽尔(超我)。本我的说教也让自我一度绝望,他举刀刺向画像——全盘抹杀自己的灵魂,结果是自我的毁灭,灵魂的永驻。《画像》成为一则本我、自我、超我力量失衡导致的人格分裂泯灭的寓言——“一切的过分,跟一切的压抑一样,会招致惩罚。”
然而我们从剖析道连?葛雷名字又可获得另一丝线索。葛雷(Gray)英文意为“灰色”,既非全黑,也非全白,它是中性的。这也象征着道连并非至善或至恶,他日趋堕落,却又讨人喜欢,他保持着迷人的纯真。他的劣行都出于一时冲动,而且作恶后都不无悔恨。画家贝泽尔追求善美,却不能抗拒诱惑,最终成为美的祭品,可见美与道德相辅相成,离开生活去追求美是自取灭亡。亨利作为本我,在言论和行为两个层面交织着悖论。归根到底,道德与美、善与恶、自我本我与超我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都是共存的,没有绝对界限,也非完全对立。歌德虽然肯定恶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和精神发展的一种动力,但只是从人的宏观角度说的。王尔德通过寓言的方式改写了《浮士德》的为获得新经历而出卖灵魂的题旨,消解了善与恶等一系列生活的对立面,解决了对立的冲突,这对读者协调一系列二律背反现象,获得人的生存价值的提升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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